英国脱欧，发出的另一个重要信号是：人们拒绝没有分享的经济成长。脱欧派反对的不是精英理性，而是他们所代表的精致的利己主义。这也给试图替代“全球化发展动力”的智能经济敲响了警钟。

想象500年后，当地球成为电脑的故乡，人沦为智能机器的元器件。倘若先知先觉，人类会选择自我“异化”的道路吗?人们曾经把质疑智能机器的人比作勒德分子(Luddite)，嘲笑砸烂纺织机的勒德分子无法阻挡英国工业革命的大趋势。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用流水线替代人的手工劳作，是除技能化(De-skilling)。尽管不乐意，工人可以向高技能和服务业寻求就业机会。可是这一次不同，以工业4.0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全面替代人工，让自然人整体走向无工可做的境地。

如果没有合适的平衡机制和政策调节，摧毁就业的智能经济，甚至可能摧毁文明的社会基础。

认识到就业是保障社会秩序的重要条件，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强调: 有用的工作胜过一切救济。以研究贫穷和种族问题著称的社会学家威尔逊(William J. Wilson)也指出，失业与贫穷相比，习惯失业的社区更容易自暴自弃。就业不仅能帮助劳动者自给自足，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意义，体会生命的价值，它是社会文明和秩序的结构支撑。

没有就业，就难保尊严。除了效率，智能经济必须在未来创造崭新的就业机会，让“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，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。”

那么人与智能机器的根本区别在哪儿?科学哲学家波兰尼(Michael Polanyi)对此的回答是“隐性知识，那种无法编程的专家经验”。如果你问莎士比亚，他可能回答：无法编程的暧昧。不过，阿法狗的胜利和贤二小和尚的机智已经证明上述是过期的回答，新答案是“尊严”。文明与自尊，体用之别。尊严丧失之日，即文明溃败之时。

互联网、物联网技术和智能机器正悄然动摇这个文明的支柱，而很多人还有些无知无觉。2013年，牛津大学两位研究者发布的《未来的就业》报告称，美国现有的47%工作岗位都可能被智能机器代替，甚至包括律师、记者和股市交易员。德国的工业4.0策略展现的也是一个万物相连的新世界。但在诸多美丽新世界的画面中，人却隐入了工业秩序的背景后，这种情况令人担忧。

为弥补对居民收入的影响，各国政府也在尝试不同的方法。例如，向全社会提供基本收入。瑞士和芬兰政府都考虑过用税收不以就业为前提，向各家庭发放固定的收入。

类似的计划美国和加拿大的地方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就尝试过，它们都失败了。此外，加拿大的萨省曾经尝试向实验区的居民提供固定收入，来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。美国的丹佛和西雅图也做过同样的实验。加拿大的实验结果表明，试验区人们的健康和教育指标都有提升，特别是心理健康指标。美国的实验则显示，不劳而获的收入与家庭纠纷呈正比关系。有收入但无聊的人可能更容易惹事。

上述实验获得的共识是，就业的好处远超过政府的经济保障(福利)。正如伏尔泰所言，工作能祛除三项邪恶：无聊、恶习和依赖。

在世界跨入智能经济大门的当口，我们更要严肃地思考智能经济对就业的影响，并要求智能技术创新同时促进对自然人的就业机会。阿西莫夫(Isaac Asimov)为机器人设立了三大戒律。建议智能经济的政策制定者思考以下几项原则：

1.智能技术应该为创造更加有意义的工作服务。例如，网上教学的技术除了解决纯记忆性质的课程内容，还要精进解放教师的表达能力和表演天才，让学习更有趣。

2.办公室自动化与工作场所的人文设计相结合，让工作更美好。自动化要避免泰勒制度的陷阱。泰勒研究工作流程，让人去适应机器;智能经济则需要反其道而行之，让机器适应人的工作习性。

3.智能软件要平行设计人工操作的替代程序，实施智能电脑和人工头脑双轨制控制方法。机器进步应该与人的成长保持同步。双轨制不仅为了保障人的就业机会，也是对智能机器系统的危机管理。

4.公平估算家庭劳动价值。它应与获取工资收入的就业劳动受到同样的尊重。例如，对家庭劳动的种类以及它们对社会的贡献做全面评估。让社会认可，家务也是重要的政务。

5.未来，自动化和智能机器化在替代人工的同时，也要有新就业机会促进计划。伐木业有植被再生要求;矿产业要遵守生态复原的法规。同理，对就业，政府也应该有再生保护政策。这样的要求只会让智能技术产业更加人性化，刺激他们跨界创新能力。

6.对于能创造更多自然人就业机会的工种，监管部门的限制越少越好。过去50年，各式各样的行业资格要求人为提高就业门槛，打击人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。现在，减少营业执照和执业资格要求正成为美国各州的新政。

7.让大学成为终身再教育的中转站。基于年龄自然成长的教育计划需要改变。任何人在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回到教育机构，重新整理自己头脑中的“活件”，再出发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才。丹麦的学位教育、学徒教育和兴趣教育三位一体，值得各国学习。

8.推动“工资不高，保障不少”的政策。工资不高，企业则愿意雇佣人工，提高就业率。社会保障不少，人们就不会因为低工资而陷入贫穷。

9.“影响就业率”可以作为对智能技术的一项社会评估标准。同等条件下，“提高就业率”的技术应该获得优先发展权。

1589年，威廉·李 (William Lee) 向英国都铎王朝最后一位君主伊丽莎白一世进贡“编织机”，女王说：“工人都失业了，我统治谁呢?”现在，各国政府可能也要开始自问：如果社会上都是失业工人，怎么治国理政呢?